病理科找到后，才把马文昭教授放了出来。没想到，这次因为“北京人”的事，日本宪兵队又把马文昭教授关起来进行审问。此外，当时用小车帮博文运送“北京人”化石到F楼4号保险库的工人常文学，也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进行严刑审讯，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
一个星期后，日方就派人对贾兰坡进行讯问：“你知不知道‘北京人’化石的下落？如果知道，马上报告，不得有误！”几天后，又有背景不清的人士专程登门“拜访”，苦口婆心，劝他重新去周口店协助日本人参加发掘工作，并愿为他支付相当丰厚的酬金。
去周口店工作，当然是贾兰坡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一听是去给日本人干活，他拍案而起，断然拒绝，并马上下了逐客令。
于是，这一时期的贾兰坡每当晚上睡在床上时，老是睁着眼睛想“北京人”，想周口店，越想越睡不着，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他想，“北京人”已经丢失，没有办法，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想法保护好现有的有关“北京人”的各种资料。
存放在协和医学院的“北京人”遗址的平面图和剖面图，是贾兰坡最担心的。这些多年来绘制的图，过去就已经全部装订成册，并一直存放在他手上。但南下的时候，他不可能带走这些图纸，便将它们存放在了协和医学院原来办公的地方。没想到现在日本人打进来了，并占领了协和医学院，还要千方百计得到“北京人”化石。如果日本人找不到“北京人”化石，肯定就会回过头来打这些图纸的主意。而这些与“北京人”密切相关的图纸一旦落到日本人的手上，很可能会遗失，甚至遭到毁灭，过去所有在周口店发掘出来的标本，都将失去层位的依据而造成混乱，已经发掘出来的标本就再也无从查对了，因为每张平面图和剖面图上都详细地记有每件标本的出土位置，那么由此给未来的周口店事业造成的灾难将是不可估量的。
于是，为了不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毁于日本人之手，贾兰坡决定干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把北京人遗址的所有图纸，从日本人手上“偷”回来！
然而，要从日本人的眼皮下和枪口下“偷”出图纸，谈何容易！
贾兰坡首先想到的一个方案是：把原图纸偷偷复制一份，然后再想法拿出去。
《全球寻找“北京人”》 日本天皇紧急下令贾兰坡顶着枪口“盗图”（2）
但原图纸的比例为1∶100，如果在办公室里对图纸原封不动地进行复制，一是很容易被人发现；二是即使能复制成功，由于原图纸的目标太大，带出去时也肯定会被日本兵搜查出来，而一旦被搜查出来，不但图纸保不住，恐怕连自己的脑袋也保不住了。
怎么办？
贾兰坡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将原来图纸1∶100的比例，缩小为1∶200，然后画成草图，带回家后再描绘出来。
方案想好后，贾兰坡开始行动了。
为了携带方便，防止出门时被日本兵搜查出来，贾兰坡在办公室画草图时，使用的是一种又细又软的薄纸。由于这些“北京人”遗址图纸原来多半都是贾兰坡自己亲手测绘的，所以他画起草图来，可谓轻车熟路。到了下班的时候，他再将这些草图藏在身上，或者干脆就放在衣服兜里，日本哨兵检查时，他就大大方方地掏出来晃一晃，日本兵以为是“手纸”，他就乘机混出了协和医学院的大门。
回到家，一吃过晚饭，他便将这些“手纸”一一铺开，将其内容绘在另一张好纸上。当天的草图，必须当晚绘完，第二天再去“上班”，再去“作案”，再去冒险。
就这样，一天绘一张或者两张，贾兰坡整整干了两个月，终于将原来所有的“北京人”遗址图纸全部复制完毕，并将它们一一装订成册。
贾兰坡在偷偷绘制图纸的同时，还干了一件同样很漂亮的事情：加印发掘周口店的照片。他每天偷偷从办公室的柜子里取出几张底片，用纸包好，再想法混出大门，接着找个机会，跑到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五兴照相馆，将这些照片洗印出来，而后再将底片偷偷放回原处。等一两个月下来，他竟然偷偷洗印了不少珍贵的照片，并同样将它们装订成册。
贾兰坡这一大胆的“盗图”之举，对后来周口店和“北京人”的研究工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即使是在今天，研究周口店和“北京人”时，也仍然离不开这些图纸和资料。特别是那本经过他精心复制的平面和剖面图册，比原图的记录还要完整，后来用照相的方法将它拍摄下来后，洗印了几本，至今还在使用。
贾兰坡这一“盗图”之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很快被局势的发展所证实：就在贾兰坡把图纸和照片偷偷复制完毕不久，日本占领军便采取了紧急行动，将原来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B楼解剖科魏敦瑞研究室的有关周口店的所有文件资料，以及保存在娄公楼106室和108室的所有文件、图表和一部分标本，通通当作战利品掠回了日本。
而在此期间，长谷部言人等日本人对“北京人”的追查和搜寻从未放松，从未停止。其紧迫、疯狂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贾兰坡的想像。
《全球寻找“北京人”》 日本天皇紧急下令日本侦探穷追不舍（1）
从1941年到1942年，长谷部言人等日本人就始终没有放弃过对“北京人”的追查。尽管他和他的同伙们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但“北京人”化石最终还是深藏不露，音信杳无。
1942年下半年，长谷部言人从北平返回东京，当即向日本文部省呈上一份在中国搜寻“北京人”的情况报告。多年后，我查到了这份报告的复印件：
文部省：
存放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密室中的“北京人”化石头骨已被转移，目前只存有石器时代的工具和一些科学价值不大的动物骨骼化石标本。经初步调查，是美国人转移了“北京人”化石，因为他们已预料到日本皇军将占领北平协和医学院。如果我们的调查和估计无误，“北京人”化石应该还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匿藏着。目前，我们正在加紧搜查之中，只要尚有一线希望，我们决不放弃最后努力！同时，我们请求天皇命令华北驻屯军继续负责搜查“北京人”。
长谷部言人呈上
1942年7月3日
日本文部省接到长谷部言人的报告后，当即呈送日本裕仁天皇阅示。
按照大卫•；伯格米尼的说法，裕仁天皇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战争首领。他不知疲倦，有奉献精神，细心、精明而有耐性。他继承了祖父的未竟事业，要将白人赶出亚洲”。但也有人说，裕仁天皇是“一个文化生物学家”，他把对帝国的管理职责留给大臣和海军司令，而将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蘑菇和小虫子似的海洋生物。不管外界对这位日本天皇作何评价，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裕仁天皇对古物——尤其是对中国的古董字画和各种文物总是格外欣赏，厚爱有加。因此，当他看完文部省送来的关于“北京人”头盖骨的报告后，当即作了如下批示：
令北支派遣军总司令部负责追查“北京人”。待查实后，从速运往日本帝国。
日本文部省速将天皇指令交于日本大本营陆军司令部，再由陆军司令部向北支派遣军司令部转达天皇的指令。
至此，长谷部言人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历史使命，随后被日本文部省派往中国继续“从事”周口店古人类化石的“发掘”与“研究”。而他多年来在中国苦苦经营却最终没有完成的搜寻“北京人”的“宏大事业”，则由日本“北支总部”一个著名侦探来完成。
这个日本著名侦探，叫锭者。
锭者个子不高，平头短发，留着一撮日本武士惯有的小胡子，看上去既精干又老练，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透射着一股阴冷的杀气。据不少人回忆，第一次见到这个日本人时，给人留下的印象，就像在山间的夜晚突然撞见了一只饥饿的野狼。因此，在日本同行里，锭者享有“老狐狸”之称。
1942年底或1943年初的一个夜晚，戴着一副宽边墨镜的锭者，从东北起程，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中国古都北平。他第一个找的人，就是裴文中。可锭者第一次去裴文中家时，运气不好，裴文中不在。
裴文中回家后，家里人对他说：“来了一个日本人，叫锭者，还留下了一张名片。他让你明天不要出门，有要紧的事情找你谈。”裴文中拿起那张烫金的名片，斜了一眼，随手扔在一旁，心想，肯定又是来找“北京人”的。
第二天一早，锭者再次来到裴家，一见裴文中，显得十分客气和热情。锭者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几句寒暄之后，便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是‘北支总部’的侦探，奉军部最高命令，为找‘北京人’化石而来，希望能得到裴先生的鼎力相助。”
“遗憾，我对你很可能无力相助。”裴文中不卑不亢。
“我已经知道保险柜中的‘北京人’真的已经被人偷走了，剩下的只是一些破碎的模型，同时我还知道盗窃者就是美国人。我想，这些情况裴先生不会不知道吧？现在，我非常希望裴先生能告诉我当时‘北京人’丢失的一些具体情况。”
“我的办公室在西城兵马司9号，协和医学院在东城，两者离得远，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我并不知道。”裴文中答。
“负责看管‘北京人’保险柜的人是谁？”锭者问。
“我只知道是美国人，到底具体是谁负责，我也不太清楚。”裴文中答。
“‘北京人’标本到底存放在什么地方？”锭者问。
“协和医学院娄公楼的地下室。”裴文中答。
“你最后看见‘北京人’是什么时候？”锭者问。
“大约是日美开战的前一个月，我因为要找一块头骨来研究，进过保存‘北京人’的地下室。”裴文中答。
锭者点了点头，站起身来，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是热衷于做学问的人，不是政治家。只要你肯配合，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为尽快弄清‘北京人’的下落，从现在起你不能出门，至少两个礼拜内不能出门，要随时等我找你谈话。”
锭者不愧是个精干、狡诈的老手，从裴文中家出来之后，仅用了3天时间，就把协和医学院内所有与“北京人”有关和可能有关的人，全部审讯了一遍，就连曾经用小车帮助博文把两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送进保险库的勤杂人员常文学，也没漏掉。
但锭者的“工作”，还是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最后，锭者把“希望”押在了美国人博文的身上。
博文，这个昔日风度翩翩的美国学者，在日本人长达一年多的拘禁中，此时已经明显地憔悴和消沉了。锭者不分白天夜晚，一次又一次地审问他，有时还用种种毒辣的手段摧残他的身体，用种种卑鄙的伎俩污辱他的人格。渐渐地，他的精神开始崩溃了，几乎快成了一个精神病人。但不管锭者怎么严刑拷打，他只把“北京人”怎样被装箱、箱子怎样被押送到地下保密室，而后又怎样把箱子交到美国公使馆的情况讲了，然后就是打死也不说话了。
《全球寻找“北京人”》 日本天皇紧急下令日本侦探穷追不舍（2）
没办法，锭者只好像扔麻袋一样将博文扔在一旁。
接下来，锭者在综合分析了所有的调查情况后，又将追查的目标重点放在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驻华北海军陆战队自1941年12月8日那场灾难从天而降后，境况越来越坏。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星期，英国最新型的、最强大的战舰“勇猛”号和“威尔斯亲王”号相继被日军炸沉，美国太平洋舰队眼睁睁地望着它在太平洋上滚滚燃烧却无力参战；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泰国先后受到日军攻击后，新加坡沦陷、香港沦陷……整个东南亚犹如山崩地裂，英、美军队到处都在溃退、溃退。因此，太平洋海岸的战争消息，使这支远在数千里之外的美军不寒而栗，而他们自身的遭遇，更令人生出无限的伤感与恐惧。这些驻在平、津、秦皇岛的美国海军，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了在国外被管制的滋味：他们白天的一切事务被取消了，晚上的夜生活也不可能再存在了，限制上街，限制串门，限制彼此窃窃私语，限制相互交头接耳，甚至还要限制四处张望等一切人的正常活动。只要日本士兵走过来，他们就得立即鞠躬，稍有怠慢，便会挨上一记重重的耳光。
锭者首先找到了华北美国海军司令官哈斯特上校。这时的上校司令官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神气与傲慢，他尽管依然身着军服并佩有日本人特许的长剑，然而却没有了半点军人的精神和气质，那长长的佩剑如同乞丐的木棍斜挎腰间，让人除了感到可怜和滑稽之外，再也不可能生出其他任何威武之感。
但锭者审问哈斯特时，哈斯特上校坦言：他确实曾经接到过美国大使馆的指示，让驻华北海军陆战队负责转移“北京人”化石；但他并没有具体承办这项任务，因为当时还有许多更紧迫的事情要等着他去处理。至于“北京人”到底是什么模样，是高是低，是胖是瘦，是三块骨头还是五根肋骨，是装在白色木箱里还是装在红色皮箱里，是一个箱子还是两个箱子，他从未见过，因而一概不知。至于派去拉箱子的人，究竟是去什么地方拉，是拉了还是没拉，他也同样无可奉告。
锭者只好暂时放弃了哈斯特上校，转而找到了曾经去协和医学院运送“北京人”化石的美军上士斯耐德尔和中士杰克逊。锭者认为，这两个直接承办“北京人”化石的转运者，应该知道“北京人”的去向。
然而，当锭者见到两个“知情者”时，情形却比他想像的复杂得多，棘手得多，同时也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