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将由日本归还中国
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日本军队当做掠夺物运往日本的“北京人”，将归还到中国中央地理调查所。据东京大学报告说，这些珍贵的遗骸和石器工具已经一同交给了盟国当局。
寻找了三年之后，日本科学家在北平找到了“北京人”。有一位专家负责监督把它运往东京。遗骸和图标以及其他文件在日本人手中没有遭到任何损害。
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1929年中国科学家在美国人类学家合作下于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在研究是“北京人”与“爪哇人”哪个较早的问题上，科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科学家们同意“爪哇人”可能较早，但是“北京人”在科学上价值更大，因为他更像人一些。
在日本占领期间，日本科学家曾在发现过“北京人”遗骸的周口店附近进行过新的发掘工作，但是没有新的发现。
“北京人”是中国被日本掠夺的宝物中首先将被归还的，但是中国爱国团体现在还正在设法取回其他被日本抢去的中国的古物和艺术的宝物。
如果说，1945年11月19日美联社发布的那条新闻让有些人多少还不太放心的话，那么这次英国路透社发布的这篇报道则完全让人吃下了一粒定心丸。尽管在日本发现的“北京人”尚未经过中国人的最后确认，但这篇报道已经说明，“这些珍贵的遗骸和石器工具已经一同交给了盟国当局”。“遗骸和图标以及其他文件在日本人手中没有遭到任何损害”。想想看，倘若被发现的“北京人”没有经过有关专家的鉴定，美国美联社和英国路透社能凭空捏造、瞎编新闻吗？
于是，不少人积极提议，中国人应该尽快组织人马，到日本去拿回自己的“北京人”，或者说去日本找回自己的“北京人”！
机会终于来了！
1946年3月31日，一架中国航空委员会管辖的飞机战后第一次飞入日本领空。日本投降后，同盟国纷纷派出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及被日军掠夺物资的接收等活动；而在抗日战争中付出沉重代价并为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自然也要派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各种活动。此刻，这架第一次进入日本领空的中国飞机，承载的就是前往日本参加战后各种活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其团长为朱世明将军，代表团的顾问，便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
李济，1896年生于湖北钟祥县，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即赴美留学。他先在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渐渐对民族学和人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又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专业，并于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李济先生最初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后入清华大学任讲师，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列为清华大学五大导师。李济先生是中国最早独立进行田野考古的学者。1926年，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主持发掘了山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从而揭开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序幕。1929年，李济先生全面主持并首次独立完成了殷墟的发掘工作。又因其在殷墟发掘中的非凡贡献，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吸收为名誉会员。此外，李济先生以人类学家的眼光对待中国文明史，力主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背景来观察，既不赞同某些本土论者所持之狭隘地域观念，又力驳“西来说”中的种种无根据的臆测，而完全以科学实证之精神开辟了人类学派的古史研究之蹊径，一步步使中国上古史的重要阶段由传说变为现实，为中国现代科学考古学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
就李济先生当时的声誉而言，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前往日本，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则“是由一种追寻丢掉了的灵魂的心引导出来的决定”。所谓“丢掉了的灵魂”，指的就是“北京人”。事后有人曾怪他“放着正事不做而出去跑江湖”，这显然是对他的误解。此次日本之行，他主要执掌属于教育文化方面的事务，专门的责任就是为调查战争期间日本劫去的中国的书画、古器物及一切与文化有关的物品，并与盟军总部商量要求赔偿的步骤，为签订和约时作一个具体的方案。这是教育部与外交部指定的工作，行前已征得盟军总部同意。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前人“未完成的重要使命”，那就是寻找、查证“北京人”！
《全球寻找“北京人”》 全球寻找“北京人”中国专家赴日寻找“北京人”（2）
历史真是有趣得很。很小的时候，李济便从私塾老师那儿听到过2000年前中国的徐福率领3000名童男童女离开中国，去日本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故事：秦始皇去世前，曾到琅邪山访寻以炼长生不老之药而闻名的术士。在那里，他发现了齐国著名的术士徐福。他希望徐福能找到使他长生不老的仙药。才智过人的徐福回答秦始皇说，如果皇上能够交给他3000名童男童女和所有必需的食品及后勤保障，包括技术工匠、医生和药品，他一定不辱使命。秦始皇当然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永远年轻，便给了他50艘船和所有他需要的东西，于是徐福带着这支庞大的船队朝着东方驶向日本。由于徐福他们到达日本时，正好看到初升的太阳，所以就把日本命名为“日出之邦”。也许是徐福后来没有在日本寻找到“长生不老药”的缘故，便在日本定居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中国。但为了对秦朝故土表示纪念，徐福将随员的所有后裔都赐姓为秦。1994年4月当选的日本首相羽田孜上任前，曾公开承认，他就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后裔，即徐福的一个随员的后代，在200年前才改为“羽田”。这令日本许多人士深感震惊。
而李济没想到的是，2000年前的徐福带领3000名童男童女在日本登陆，为的是替中国的皇帝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而2000年后的今天，他和中国代表团来到这“日出之邦”，为的则是寻找自己的老祖宗——“北京人”！
此行结果，又会怎样呢？
承载着中国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日本横滨附近的厚木机场时，已是下午6时。这是1946年3月最后的一个日子，虽说已经过了春分将近10天，但下午6时的日本，仍是一片美好景象，并不见与黄昏相随的万家灯火。李济先生回忆说，由厚木机场乘汽车到东京中国代表团的住所，虽说只有30余里，却走了两个小时。司机是美国士兵，却没开快车，理由很简单：炸毁了的路，刚刚恢复到仅仅可以通车的程度。横滨至东京的这条路，原为工业繁盛区域，日本投降前已被炸毁；路旁的高楼大厦、工厂花园通通不见了，所见的只是一堆堆扔在路旁的破铁、乱板、残瓦、灰烬等。汽车虽走得慢，但因天黑看不清楚周围的情形，沿途所得印象仅是隐隐约约。不过这两小时的汽车行程，却唤醒了李济等中国同行的若干回忆。同车的人虽在断断续续地谈话，车外却静得像是半夜坟场的旷野一样：偶尔听见一阵风吹树叶的乱响，偶尔看见类似磷火的几盏路灯，偶尔还可感觉到有一两个人的影子在不远的地方摇摇摆摆。面对此情此景，李济感慨万千：“将近十年的抗战及窜逃西南各省的经验，使我此时只感到悲悯：战时的那股怨气，似乎软化了，收缩了，隐蔽了；在那时我确实没有任何称快的心情。”
应该说，这次由美国主持的盟军总部的工作做得十分周到。此前，李济得到南京美国使馆的通知后，盟军总部就特派了一位美国的中国通史克门少校先到上海来与他接洽，但他却错过了见面的机会。来日本的前一天，他造访史克门少校，少校却未到；到了东京的第三天，他又去找少校，少校却又飞往上海了。
李济到东京后见到的第一个美国人，是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斯脱特中等身材，灰色眼睛，平常最喜欢穿的衣服就是黑色海军制服。他给李济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很诚恳率直的人。”在服役海军以前，斯脱特曾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博物馆工作者。最初他听说李济他们来日本寻找“北京人”，“似乎感觉到有一点惊讶”。等李济把有关“北京人”的前后发掘情况及其重大意义与他交谈后，他很快便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要苦苦寻找“北京人”，同时也理解了中国对于文化教育注重的意义，并为中国人对古文明执著的追求精神所深深打动。
斯脱特司令告诉李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北京人”的消息。遗憾的是，他谈的是一个很坏的消息：“盟军总部已查询东京帝大的教授，据他们的说明及答复，‘北京人’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
“这……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有两篇报道不都说已经在日本发现了‘北京人’吗？怎么转眼间‘北京人’又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了呢？”李济感到很是惊讶，甚至简直难以置信。但斯脱特司令官的话又说得十分肯定。李济从对方的口气中明显感觉到，斯脱特司令官的话绝非儿戏！
“我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但目前我得到的情报就是如此。”斯脱特摊了摊手，很是无奈地说。
“斯脱特先生，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不过，我恳切地希望您再协助我们查证一下新的线索。您知道，‘北京人’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古老文明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李济再次强调说。
“这我理解。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李先生。”斯脱特满口答应，十分爽快。
李济先生与斯脱特司令道别后，接着就开始了对“北京人”的寻找。他知道，要想在日本找到“北京人”的线索，首先必须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但李济费尽周折，始终找不着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有关人士向他介绍说，这两个曾以学者身份多次出现在中国的教授，于1942年底返回东京后，便开始对从中国拿回的化石标本进行潜心研究。日本战败后，两个人顿时失去了往日春风得意的“英雄气度”，很快变得神情恍惚、老态龙钟了。他们同所有参战和被战争所害的日本人一样，最终不得不受到了历史的严厉惩罚，进而陷入了战败后精神的巨大痛苦和绝望之中，不久便隐身于某个乡村角落，再也不见踪影了。
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李济难以判断，也无法判断，只好中止了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查找。
之后，李济又和号称中国通的盟军总部的美国史克门少校取得了联系。史克门少校于1946年4月8日由上海返回东京，4月9日便与李济会了面。由于少校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研究有很深的造诣，故二人的谈话开展得既快又顺利。可惜的是，史克门少校同样否认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北京人”化石标本的事实。李济的希望再次落空。但在这次会晤中，史克门少校向李济表示了七点意见：
1。京都大学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约我当面谈退还日本劫掠的中国古物问题，我很赞成，并愿前往。
2。盟军总部管美术品与纪念品物品的一组，保存有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广播新闻的全套材料，其中有数条记载日本搬运中国古物的消息，可供中国代表团参考。
3。现在总部所定的规则为：凡是有确实证据，并具容易辨认为日本战时劫掠的属于盟国的器物，总部均可代为搜寻并退还原主。
4。在平时劫掠的美术品与古物，总部不拟办理。
5。周口店上洞层的遗物，已由盟军总部保管，可以退还中国。
6。中国中央图书馆的书籍现在东京，可以请盟军总部代索。
7。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编一完备的收藏目录，送盟军总部及各国代表团作参考，可以考虑。
史克门少校的这七条意见，有几条是对一些问题的答复，有的则代表了盟军总部已经采取的立场。
接下来，史克门少校又与李济商量下一步如何查找“北京人”的问题。东京除了沿皇宫区域及大学一带，大半都已炸毁，旧日收藏多已散佚。帝室博物馆的陈列品，也只是应付盟军的急就章而已，几乎没有什么看头。而京都却完全不同，大战期间没遭任何轰炸，有关教育文化的事业更没停顿过，且为收藏家集中之地。因此，史克门少校提议，一起去京都走一趟，到那里好好查找查找，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北京人”。李济满口答应，因为这也正是中国此次日本之行的计划内容之一。
《全球寻找“北京人”》 全球寻找“北京人”中国专家赴日寻找“北京人”（3）
史克门少校和李济一行当即赶往京都。他们在京都共住了7天。李济与史克门少校同住一个饭店，差不多朝夕相见，同桌吃饭甚多，李济便尽量利用这些机会与史克门少校多交换意见。史克门少校是一位爱好东方艺术的人，富有收藏经验，对于中国抗战前的考古工作也甚为熟悉，并认识很多东方学家，两人很谈得来，谈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当然，他们各自都有必须保留的部分，彼此都能理解，心照不宣。
在此期间，李济向史克门少校提出了三个问题，以征询意见：
1。中日战争，应该从何年算起？
2。日本军阀中国毁坏的文物，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文化图书馆、南开图书馆等，日本应该如何赔偿？
3。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伪政府的允许不算），日本人在中国发掘的器物，应如何处理？
史克门少校认为：中日战争自“九一八”算起似乎最合理，但应该呈送到高一层的机关决定；毁坏的古物应该赔偿，盗窃的古物应该归还，这在原则上应无问题，但具体的办法仍应遵守“有切实证据的”及“可以辨别的”两个标准。
史克门少校的这些意见，应该说大致符合中国代表团的期望。不过真正落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