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从胡老先生手中看到一张图——一张与“北京人”有关的极其重要的秘密搜索图！
关于这张秘密搜索图，10年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便听说了，说此图是一个美国人从日本宪兵队队长手上搞到的，它已在世上隐藏了近半个世纪。后来又听说，这张图就在胡承志先生的手上。所以，10年来一直很想亲眼看到这张图。可由于胡老先生几十年来谢绝中外一切人士对“北京人”的采访，故这张被他视如珍宝的秘密搜索图，从不向人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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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的是，后来胡老先生不仅接受了我的采访，而且通过几次交谈，友情和信任与日俱增。至于那张图的事，尽管我也曾婉转地与胡老提起过，但胡老似乎没有拿出来的意思。为了掌握事实根据，搞清历史的疑点，我很希望这次能在胡老先生家中亲眼一睹此图真容。
走进胡老先生家门，胡老已经沏好了一壶上等的花茶。胡老86岁高龄，依然红光满面，很有精神，尤其是记忆力，好得令人吃惊，连半个多世纪前的每一件细小事情，他都能如数家珍。几句寒暄问候之后，我们的谈话便切入正题。
我问：“胡老，有人怀疑息式白可能是个女特务，是为了盗窃‘北京人’来协和医学院卧底的，您对此有何看法？”
胡老说：“我不知道。我对此不作评说。我只知道息式白当时来新生代研究室大约只有几个月时间。息式白来新生代研究室，并不是凭什么真本事，而是走的后门。她是犹太人，魏敦瑞也是犹太人。她的父亲在南京行医，和魏敦瑞熟悉，就通过魏敦瑞的关系把她弄来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听说她被日本宪兵队给抓起来过。后来，通过大科学家德日进的介绍，她在中国和一个美国人结了婚。1947年4月，我在东单还偶然碰见了她。她问我日本宪兵队是如何对待我的，我说我逃掉了。她还告诉我说，她被日本宪兵队押着去天津花旗银行的仓库和其他仓库找了几天，没有找到‘北京人’，就给放了。后来，她到了美国，听说在一个小学还是中学教书。70年代，她还写了一本关于‘北京人’的书，我看了，尽是胡扯，里面居然还说当初是我帮着她装的‘北京人’的箱子，简直是胡说八道！前不久，我听说她还给贾兰坡来了一封信，要有关‘北京人’的材料，大概又要写什么了。”
我问：“有人说，您当年装箱之前，‘北京人’头盖骨有可能被美国人调了包，也就是说您装的是模型，而不是真品。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胡老断然否认道：“不可能！‘北京人’头盖骨是我一个个亲手装的，当时我还叫了解剖科的吉延卿帮我把箱子从楼上抬下去，然后帮我一起装。而且，之前我已经装过一次了，怎么可能是假模型呢？！”
“那么珍珠港事件之前，新生代研究室除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过外，还有别的日本人来过吗？”我问。
“有一个。”胡老说。
“真的？”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是惊喜，因为在我的采访和查到的所有文字记载中，从来没有这条线索。
胡老说：“这个日本人的日本名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英文名叫Akabora。他大约是1940年底或1941年初被日本的一个科研机构派来中国的，在解剖科B楼待了六个星期。我当时是很警惕的，但没有发现这个人有什么活动，他每天埋头看书，不怎么说话，也不多问什么问题，看样子挺老实本分的。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有位朋友在‘东方事业文化委员会’那儿看见过这个日本人，所以这位朋友劝我躲一躲，说万一被这个日本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当年日本人设在北平的一个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机构。中国的不少珍宝，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弄到日本去的。那么这个叫Akabora的日本人，后来为什么会出没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这种地方？此人有没有可能也是个文化特务？他当初之所以到新生代研究室待了六个星期，会不会也是为了“北京人”？
于是我进一步问：“‘北京人’的失踪，有没有可能与这个日本人有关？”
“你问的问题总是很怪。我不知道。”胡老对此类问题总是非常谨慎，从不做主观推测，更不轻易下结论。
但我还是又问了一个问题：“胡老，据您所知，当时存放‘北京人’的保险柜的钥匙，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上？”
“保险柜没有钥匙，使用的是密码。”胡老纠正道，“协和医学院始终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装有‘北京人’的保险柜，也一直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魏敦瑞离开中国前，一直由他自己掌握着保险柜的密码，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打开保险柜。1941年4月，魏敦瑞去美国后，保险柜的密码便掌握在了他的秘书息式白的手上。不过，魏敦瑞走时对息式白有交代，只要我需要打开保险柜，就得打开，因为我要给魏敦瑞赶做‘北京人’的模型，每天都要从保险柜里取出‘北京人’头盖骨。所以，每天上班时，息式白便给我打开保险柜，下班前，我再把头盖骨放回去，然后锁好保险柜。”
由此看来，问题不可能出在胡承志装箱之前，而肯定出在胡承志将“北京人”交到美国人博文手上之后。那么，“北京人”到了博文手上后，他和胡顿院长到底是将“北京人”首先送到了美国公使馆，还是直接交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是个未知数。中方所有当事者和西方部分人士一致的说法是：博文将装有“北京人”的箱子首先送到了美国公使馆，而后再交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但是，持这种说法的人几乎都是“听说”——贾兰坡听胡承志说，胡承志听裴文中说，裴文中又听王锡炽说，王锡炽又听博文说，就是偏偏缺少一个支撑这种说法的根据！而我也听说，胡老手中的那张图与日本宪兵队搜索“北京人”有关，所以多年来一直在想，若能亲眼见到胡老手中的那张图，也许能从中破解和领悟到一点什么。
于是我再次试探性地问：“胡老，听说您手中有一张图……”
“不错，我是有一张图，大概已保存了快20年了吧。”胡老说，“这张图我除了给贾兰坡看过外，还从来没给人看过。”
“胡老，能不能……能不能请您把这张图给我看一看？”见胡老兴致不错，我很谨慎地提出了请求。
“可以。”没想到，胡老竟然慷慨应允。
片刻，胡老便从里屋拿出一个大纸袋。那纸袋鼓鼓囊囊，我一看，估计里面装的都是与“北京人”有关的重要信件或者重要资料。胡老将纸袋放在茶几上，一边解着袋子，一边说：
“这里还有一封信呢！”
“信，谁写的信？”
“皮特森。一个美国人。你们想看的这张图，就是他寄给我的。”
“是吗？那太好了。”
《全球寻找“北京人”》 全球寻找“北京人”找到日本宪兵搜索图（2）
胡老接着说，皮特森是美国一位很有名的记者。美国当年在日本办了一份报，叫《太平洋星条报》，皮特森就是这家报纸最有名的记者。皮特森对“北京人”失踪一事很有兴趣。“二战”结束后，他一直在调查、寻找“北京人”，跑了很多地方，像美国华盛顿总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等地，他都去调查寻找过，不仅和当年盟军的许多调查官员熟悉，而且手上还掌握了大量有关“北京人”的资料和线索。1971年，皮特森在日本寻找“北京人”时，还找到了那个曾到中国来寻找“北京人”的日本著名侦探锭者。据皮特森说，锭者的确没死，还活着，只是日子过得不太理想。但锭者对“北京人”之事，仍念念不忘，一直在寻找。锭者还对皮特森说，他很想到中国来找我，可又不知道我是否还在，地址也不清楚。因为当初他把所有与“北京人”有关的中国人都找到了，就是没找到我。但我没有理睬这件事情。
胡老说完，从纸袋里取出一封信纸已经发黄的信。
信是用英文写的，我看不懂，只有听胡老说。胡老视力极差，英文却极好。他拿起一个微型放大镜，几乎将脸贴在信纸上，看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对了，这封信是皮特森1982年12月13日写给我的。”
“皮特森怎么会和您联系上了呢？”我问。
胡老说，皮特森找“北京人”找不着，就跑到德国去找曾经发现了爪哇人的大科学家孔尼华。他向孔尼华谈起他寻找“北京人”的事，孔尼华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了他，让他与我联系。
“孔尼华又怎么知道您的通讯地址的呢？”
“孔尼华1938年就来中国了。后来他又多次到过中国。大概是70年代末还是80年代初，他写信给贾兰坡，想找曾经和我一起装过箱的吉延卿，他以为我不在了。贾兰坡就把信转给了我，让我给他回信。后来我和孔尼华相互就有了通讯联系。皮特森从孔尼华那儿得到我的通讯地址后，先给我来了一封信，接着就给我寄来了这张图。”
胡老说着，便将那张图缓缓展示在了我的面前。
我捧起这张草图，手竟有些颤抖。这是一张看似很普通的草图：一张16开的纸上，画了十余处圆圈，圆圈之间，均有箭头所指；每个圆圈旁边，都标有英文字；图的左边，依次用英文写着11个人的名字，有的英文名后面还注有中文名字。尽管这张图已在世上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但看得出，由于保管者的慎重与精细，整体还算清晰，只有个别字迹很难辨认。凭直觉，我感到这的确是一张非同寻常、大有文章的秘密草图。
果然，胡老一边用放大镜看着图纸，一边解说道：“皮特森来信告诉我说，这张图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调查官在北京查寻‘北京人’时（笔者注：这位美国的调查官很有可能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美军善克中校。因为从我们的调查中，没有发现其他美国军官前来中国插手过‘北京人’之事），找到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后，从这个日本宪兵队队长那里得到了这张图。后来，这位美国的调查官将此图带回了美国。再后来，皮特森好不容易从这位美国调查官手上得到了这张图。”
“皮特森为什么要将这张来之不易的图寄给您呢？”我问。
“皮特森之所以要将这张图寄给我，主要是希望我能根据此图为他提供一些新的情况，因为皮特森在信中说，尽管他对‘北京人’的寻找已有10年之久，且手中的材料也有2英尺厚，但有价值的线索却不多。另外，这张图上有两个地方都标有我的名字，而且在我名字的下面还画有两道红杠！你看——”
我随着胡老所指的地方看去，在图的左下方和右上角两处，果然标有“胡承志”三个字——既有英文，又有中文。而且，在两处写有“胡承志”三个字的下面，确实都重重地画了一道杠！
胡老指着图上的那些圆圈、标记和英文，作了一番耐心的解释和分析之后，我才基本明白了这张图的大致意思。简单说来，就是当年日本宪兵队在北京搜查“北京人”时，经过研究分析之后，画出的一张“北京人”的去向示意图。图的左边，首先列出了重点怀疑对象的名单，其排列顺序是：第一是×××（笔者注：这个人的名字字迹不清。据胡承志反复辨认，可能是协和医学院的某个人），第二是息式白，第三是德日进，第四是裴文中，第五是蓝玉田（笔者注：管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库房的人），第六是何博礼（协和医学院的教授，瑞士人，驻华领事），第七是博文，第八是胡顿，第九是×××（笔者注：这个人的名字同样字迹不清，据胡承志辨认，可能为一外国医学博士），第十是马文昭，第十一是松桥。
此外，图的左下方还列出了三个怀疑对象：第一个是美国陆战队的哈斯特上校，第二个是中国的胡承志（下面画有一道红杠），第三个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而图的右边，则是由各种圆圈和箭头标出的“北京人”装箱后可能流向的各个去处的路线图。据我反复分析，这个图所表示的意思是：装有“北京人”的两个箱子首先送到地下室保险库，接着送到美军陆战队兵营，然后“北京人”的去处可能有六处（从右至左）：或某兵器所，或丰台，或秦皇岛火车站，或先某仓库再天津巴斯特研究所，或直接到天津巴斯特研究所，或赫利孔山（笔者注：由于字迹模糊，此处无法确认，不知是个什么地方）。
无疑，当年的日本宪兵队，就是根据这张原始的秘密路线图，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搜查“北京人”的。
看完这张草图后，我脑子里当即蹦出两个疑点：第一，58年来所有涉足“北京人”的中外人士都说博文先将“北京人”送到了美国公使馆，可这张图却表示得非常明确，装有“北京人”的箱子是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直接送到美军陆战队兵营的，根本就没到过什么美国公使馆。这是为什么？第二，这张秘密草图到底是谁画的？图上那些颇见功底的中英文字迹又是谁写的？从理论上说，图和图上的字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但问题是，一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或者队员能将中文和英文同时写得如此流丽吗？在这张草图上写下如此漂亮中英文的人是谁？会不会是中国人？如果是，这个中国人又是谁？
我先向胡老请教第一个问题，胡老说：“我也是听裴文中说的。1947年，我出差来北平后，听裴文中及其他教授说，博文遇到人，只要一提到新生代研究室和‘北京人’，他就心有余悸，像犯神经质似的一惊。”
当我向胡老请教第二个问题时，胡老重新拿起放大镜，把图上的字迹又反复看了看说：“我也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