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这个头骨并出卖给了专门收藏古生物化石的收藏家或文物贩子，而这些收藏家或文物贩子都是在社会上很隐蔽的人物。他们一旦得到头骨，便会锁进自己的保险柜，让世人从此难知其中秘密。假若‘北京人’的命运也是如此的话，该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全球寻找“北京人”》 全球寻找“北京人”中外专家探讨“北京人”（4）
“当然，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在以上3种设想中，我更倾向于后者。我有一种预感，‘北京人’仍在这个世上，只是不知道被谁囚禁了起来。只要我们有信心，就有希望找回它，只是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许1年、10年，也许100百年或者更远。所以，今天和今后的人类要有信心，也更要有耐心。”
柯蓬思先生一口气说到这里，双手紧紧攥住玻璃杯，两眼直直地望着头顶的灯泡，被酒精熏得微红的脸上显得有些疲惫，同时也透出了几分痛苦与不安。
我插话道：“柯蓬思先生，有人怀疑‘北京人’是被美国人弄去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柯蓬思先生摇摇头：“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但是我认为，至少美国的人类学界没有干这件事情。前几年，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一个古人类头骨化石，被文物贩子倒卖到美国一个收藏家手中。美国政府知道后，主动收购并将这件头骨还给了印度尼西亚。所以我认为美国人不可能。相反，我倒怀疑过我们法国人。”
“法国人？”我听后大吃一惊。此前，我曾怀疑法国大科学家德日进与“北京人”有关，但那只是一种假想，一个闪念而已，没想到柯蓬思先生作为法国的一位大科学家，也怀疑起了自己的同胞，这在中国，恐怕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想像、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我试探性地问道：“柯蓬思先生，您指的这位法国人，是不是被称为‘法国达尔文’的德日进？”
“是的，正是德日进！”柯蓬思先生爽朗一笑，一脸轻松。
“真的？”我简直有些惊呆了。
柯蓬思先生见我极度惊讶的样子，连忙微微点头道：“是的，德日进你们是知道的。他是法国科学界的老前辈，是全世界敬仰的大科学家。他在中国工作了近20年，对周口店的发掘和‘北京人’的研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5年，德日进病逝。就在他病逝的第二年，我进了法国自然博物馆。德日进生前的办公室一直空置在法国自然博物馆，很久没有新人来利用。有一天，我路过德日进生前办公室的门口，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但也就在这一刻，我脑海里竟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德日进会不会插手了‘北京人’事件？会不会就是他自己将‘北京人’收藏了起来？我进而还作了这样的推测：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德日进将‘北京人’包装好后准备运往法国保存起来，但战争突然爆发了，他无法将‘北京人’运出中国，于是只好以神父的身份将‘北京人’匆匆隐藏在了北京或天津的某个教堂里。不过，我很快又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这个念头，那就是如果德日进真的隐藏了‘北京人’，为什么在战后十几年中他一直保持沉默？这对于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德日进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沉默十几年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说臭名昭著的英国辟尔唐人就是德日进搞的鬼，真正的始作俑者就是德日进。目前这种说法还在争论之中，没有最后结论。我想，如果德日进真的是辟尔唐人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的话，那么，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沉默就长达数十年之久。德日进对‘北京人’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他的性格和信仰中有两面性：作为科学家，他相信人类是按一定组织和逻辑不断进化的；而作为神父，他又是信奉上帝的。在这种双重性格的驱使下，他将‘北京人’隐藏起来等待死后一同去见上帝，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我很难说我的推测是对还是错。但我必须强调一点的是，即使德日进真的是‘北京人’的隐藏者，那他也完全是处于一个科学家对‘北京人’的真心保护才这么干的，而绝不是为了想日后贩卖个高价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柯蓬思先生，”我继续问道，“您的推测固然大胆、浪漫而又精彩，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您比我们更知道证据两个字的重要。”
“是的，”柯蓬思先生严肃地说道，“正是为了取得证据，我曾和我的同事在德日进的办公室以及他经常活动的地方作过多次搜查，特别是对他的遗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检索，希望从他的笔记、书信或未发表的文章中找到破译‘北京人’下落的密码。可惜没有结果。我最近的一次努力是去年秋天的这个时候，德日进的几封信在法国一个神父的家中发现，这个神父早已死去，是他的后人在清理遗物时得到的。我察看了这几封信件，还是没有找到破译‘北京人’下落的密码。不过，为了解开‘北京人’下落之谜，我今后是不会放弃对德日进所留遗物哪怕是半点蛛丝马迹的追索和探寻的。”
最后，我问柯蓬思先生：“您认为寻找‘北京人’有意义吗？”
柯蓬思先生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当然很有意义。因为古人类化石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的发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目前全世界发现的这类化石并不多，而‘北京人’又是对人类的起源与发展有着关键作用的珍贵化石。如果‘北京人’仍健在，我们可以用先进的科研手段如电子扫描仪等去获取它更多更隐秘的信息。所以我希望全世界各个学科的科学家以及有识之士，都积极投身到寻找‘北京人’的行列中去。”
结束了对柯蓬思先生的采访，一个悬念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这就是：德日进是否真的卷入了“北京人”失踪事件？为了搞清这个有点耸人听闻、惊世骇俗的“新闻”，第二天我又专门找到了法国自然博物馆馆长亨利•；德伦雷夫妇。尽管德伦雷的年龄和柯蓬思相近，但由于没有太显眼的胡须以及并不浓密的白发，所以看上去要年轻一些；而就其性格和举止来说，德伦雷则显得更稳重、更谨慎。
1998年，作者李鸣生在周口店与中外专家查看有关线索
我一开始便直截了当，问德日进是否参与转移或藏匿了“北京人”。德伦雷先生对我的问题似乎并不像我想像中的那么吃惊，他很平静地说：“德日进虽在中国工作了20年，但他本人却一直属于法国自然博物馆的科学家。尽管我不太相信作为德日进这样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会干出隐藏‘北京人’的事来，但1981年我被任命为法国自然博物馆馆长时，还是组织全馆人员对馆内包括德日进原办公室在内的每一个角落，都进行了一次清理和检查，希望能通过德日进遗留下来的哪怕一张纸条、一本书、一个信封或一块布片，找到与‘北京人’下落有关的点滴信息。令人遗憾的是，我3天的努力，除了清查的范围比柯蓬思先生更广泛之外，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当然，德日进的遗物有两个地方保存，”德伦雷接着说道，“一个是设在法国自然博物馆的德日进学术研究基金会，另一个就是中国现在的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1971年2月我来中国访问时，还看过德日进的几封信件，后来就没有了。据贾兰坡先生说，70年代法国共产党曾和中国政府交涉过，具体怎么交涉的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只让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搜集整理德日进的信件，并让杨钟键负责。这样德日进当年给中国同行的信就交给了法国共产党。但就我这些年对‘北京人’失踪事件的研究来看，我仍坚持认为这件东西还在中国。因为装运‘北京人’的火车根本就没到秦皇岛码头，前来接应的轮船也没靠岸，而已做了日军俘虏的美军陆战队也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将‘北京人’偷运出去。所以我认为‘北京人’没有离开中国，要寻找就要沿着火车运行的沿线去找，这个方向的可能性最大。这个观点这次我向热衷于寻找‘北京人’的同行们表述过。”
采访完法国自然博物馆馆长德伦雷先生后，我又找到了德日进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安娜•；丹比科女士。丹比科女士漂亮而又热情，一颦一笑都透视着法国女郎的浪漫与纯情。但她对德日进是否与“北京人”有关的问题，却避而不谈；对柯蓬思先生的看法也不置可否。她只是说：“法国科学界对‘北京人’失踪问题一直非常关注，并积极投入了寻找活动。我作为德日进学术研究室基金会的秘书长，正在为周口店古生物、古人类化石的研究作努力。要尽快找回‘北京人’，还要请大家一起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并寻求支援；如果有人发现了可能的线索，德日进学术研究基金会也是愿意提供人力和财力的。‘北京人’的丢失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幸亏当时留下了复制品，否则就没法研究了。我希望有一天把‘北京人’找回来，这一点我同许多人一样，只要‘北京人’有一点希望，就该继续寻找！”
可见，寻找“北京人”，不仅是中国人的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全球寻找“北京人”》 全球寻找“北京人”寻找，以政府的名义
历史进入21世纪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如何以新的面貌展现于世，以及失落多年的“北京人”最终能否物归原主、重现人间，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2002年8月1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经过友好协商，正式签署了“市院共建”的协议。即是说，周口店从此一改过去管理体制，将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一起携手共建。北京市人民政府负责周口店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建设、管理和科普教育工作；中国科学院负责周口店的科学研究工作，依法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进行发掘、研究并保管标本；双方共同组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协调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由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和中国科学院的一位副院长担任。
此后，周口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003年7月7日，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世界正式宣布：在周口店龙骨山山脉的西南方向黄山店地区一个名叫田园洞的山洞里，发现了距今25万年的山顶洞人时期的晚期“智人化石”！
这是周口店自1967年后，空白了36年之久的又一考古发现！也是继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发现“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后，周口店的又一重大发现！
田园洞“智人化石”的发现者，叫田秀梅。
田秀梅是继裴文中、贾兰坡之后，从周口店登上历史舞台的又一位人物。田秀梅与裴文中、贾兰坡一样，同为河北人。河北这地方是否天生就出考古学家，而且一出考古学家就卓尔不群、惊世骇俗，有待人类学家们去考证，但裴文中和贾兰坡，加上现在的田秀梅，都是河北人，则是用不着考证的事实。
不同的是，田秀梅是位女性。
田秀梅出生于河北定兴县，从小家境贫寒，兄弟姐妹9人。10岁那年，她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只身走出家门，投奔远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伯父，后在一家锅炉厂当了一名工人。8年后，她与本厂一名工人结婚。1986年，她离了婚，带着幼子闯入京城，尔后开饭店，卖服装，母子相依为命，过着极其艰辛的生活。1993年，她与海淀区环卫局一位老干部结婚，这才开始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但不久的一天，嫁到北京房山区周口店的妹妹突然来电话说，离她不远的黄山店有一个总面积3000亩的田园林场，可以承包30年，租金20万，是否愿意过来投标？结果，2000年3月5日这天，她签下合同，承包了这个园林场，总投资达150万元。由于她外借资金120万元，承包后压力极大。为了节省资金，寻找水源，从春至夏，由秋到冬，田秀梅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寻找、查看了林场四周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山洞。最后，她苦苦的寻找，终于敲开了幸运的大门。
2001年6月15日这天，田秀梅来到林场南山坡寻找水源。就在她放眼寻找的一瞬间，忽然发现半山腰有一个仅容一人出没的小洞。这个小洞的四周，既没长草，也没生土，而只有被风化过的石头。她心里咯噔一下，走过去，把手伸进洞口一摸，感觉十分湿润。她想，这个洞里可能有泉眼。于是她让人回去拿来几把手电，然后借着光亮，爬进洞内，开始挖掘。没想到，这一挖，奇迹发生了——一群古人类化石，在哪儿等了她足足25万年！
田秀梅是林场的老板，而不是考古学家，但或许是天意，或许是她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可思议的对祖先的特种感应，总之，她凭女人的直觉，感到眼前的化石非同一般。于是她找来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林场法律顾问董同源先生，一起分析地理情况；同时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世界文化遗产负责人联系，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报告。而且在等待发掘批文的两年时间里，为保护好现场，防止文物贩子盗掘，她还派出专人对山洞日夜严加看守。直至2003年6月16日，一位叫同号文的博士受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派遣，带着课题组前来开始发掘后，她才把心思转到看管自己的林场上。
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周口店遗址发现有学术价值的化石地点共有26处，田秀梅发现田园洞“智人化石”后，周口店有学术价值的化石地点则增至27处。这一发现提醒并告诉人们的是：周口店的价值和意义并没消失；周口店也不是当今旅游点的代名词，她蕴藏着丰富的科学资源和拥有继续发掘的巨大潜力。
2005年6月29日，中共北京市房山区委、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决定，发起寻找“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