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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
“拿纸笔来，我给你作一篇述论。”
人：
“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
“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在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
“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东家老范家落下了脚。这时老汪已经娶妻生子，人也发胖了。东家老范请老汪时。人皆说他请错了先生，除了老汪，别的流落乡间的识字人也有，如乐家 庄的老乐、陈家庄的老陈，嘴都比老汪利落。但老范不请老乐和老陈，单请老汪。大家认为老范犯了迷糊，其实老范不迷糊，因为他有个小儿子叫范钦臣，脑子有些慢，说傻也不傻，说灵光也不灵光。吃饭时有人说一笑话，别人笑了，他没笑；饭吃完了，他突然笑了。老汪嘴笨，范钦臣脑子慢，脑与嘴恰好能跟上，于是请了老汪。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学堂过去是牛屋，放几张桌子进去，就成了学堂。老汪亲题了一块匾，叫“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匾很厚。拆了马槽一块槽帮。范钦臣虽然脑子慢，但喜欢热闹，一个学生对一个先生，他觉得寂寞，死活不读这书。老范又想出一个办法，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的孩子来随听。随听的人不用交束脩，单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本不打算让儿子们识字，但听说去范家的私塾不用出学费，只带干粮。觉得是个便宜，便一口气送来两个儿子：二儿子杨百顺，三儿子杨百利。本来想将大儿子杨百业也送来，只是因为他年龄太大了，十五岁了，又要帮着自己磨豆腐，这才作罢。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随听的人，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如杨百顺和李占奇，身在学堂，整天想着哪里死人，好去听罗长礼喊丧。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他对《论语》理解之深，与徒儿们对《论语》理解之浅形成对比，使老汪又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
“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由于双方互不懂，学生们的流失和变换非常频繁。十里八乡，各个村庄都有老汪的学生。或叔侄同窗，或兄弟数人，几年下来，倒显得老汪桃李满天下。
老汪教学之余，有一个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甩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野地里本来没路，也让他走出来一条路。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东家老范初看他乱走没在意，几年下来就有些在意了。一天中午，老范从各村收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从马上跳下来，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老汪又要乱走，便拦住老汪问：
“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
“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没法说老范也就不再问。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旧事重提，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
“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问：
“活人还是死人？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
“不会是他。是他我也不走了。”
老范：
“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
“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
“我只是担心，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
“碰到无常我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明显是喝醉了，老范摇摇头，不再说话。但老汪走也不是白走，走过的路全记得，还查着步数。如问从镇上到小铺多少里，他答一千八百五十二步；从镇上到胡家庄多少里，他答一万六千三十六步；从镇上到冯班枣多少里，他答十二万四千二十二步……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着私塾，每天查查学生的人头，发发笔墨纸砚。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她在学堂也存不住身，老汪一上讲堂，她就出去串门，见到人，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来镇上两个月，镇上的人被她说了个遍；来镇上三个月。镇上一多半人被她得罪了。人劝老汪：
“老汪，你是个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她。”
老汪一声叹息：
“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在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老汪对银瓶不管不问，任她说去。平日在家里，银瓶说什么，老汪不听，也不答。两人各干各的，倒也相安无事。银瓶除了嘴能说，与人共事，还爱占人便宜。占了便宜正好，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还爱到地里拾庄稼。拾庄稼应到收过庄稼的地亩，但她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塞到裤裆里。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新盖的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在驴马之间说：
“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
“为啥？”
老季：
“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
“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
“不为老汪。”
老范：
“为啥？”
老季：
“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
“娘们家，有啥正性。”
又说：
“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喂牲口的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
“啥叫有朋自远方来呢？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但杨百顺学《论语》到十五岁，老汪离开了老范家，私塾也停了。老汪离开私塾并不是老范辞了他，或是徒儿们一批批不懂，老汪烦了，或是老汪的老婆偷东西败坏了他的名声。待不下去了，而是因为老汪的孩子出了事。老汪和银瓶共生了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老汪有学问，但给孩子起的都是俗名，大儿子叫大货，二儿子叫二货，三儿子叫三货，一个小女儿叫灯盏。大货二货三货都生性老实，唯一个灯盏调皮过人。别的孩子调皮是扒房上树，灯盏不扒房，也不上树，一个女娃家，爱玩畜牲。而且不玩小猫小狗，一上手就是大牲口。一个六岁的孩子，爱跟骡子马打交道。喂牲口的老宋不怕别人，就怕这个灯盏。晚上他正铡草或淘草，突然回头，发现灯盏骑在牲口圈里的马背上，边骑边打牲口：
“驾哟，带你去姥姥家找你妈！”
马在圈里嘶叫着踢蹬，她也不怕。大货二货三货没让老汪费什么心，大不了跟别人一样，课堂上听不懂《论语》，一个女娃却让老汪大伤脑筋。为灯盏玩牲口，老宋三天两头向老汪告状，老汪：
“老宋，不说了，你就当她也是头小牲口。”
这年阴历八月。喂牲口的老宋淘草时不小心，挑钢叉用力过猛，将淘草缸给打破了。这个淘草缸用了十五年，也该破了。老宋如实向东家讲了，老范也没埋怨老宋，又让他买了一口新缸。范家新添了几头牲口，这淘草缸便买得大，一丈见圆。新缸买回来，灯盏看到缸新缸大，又来玩缸。溜边溜沿的水，她踩着缸沿支叉着双手在转圈。老宋被她气惯了，摇头叹息，不再理她，套上牲口到地里耙地。等他傍晚收工，发现灯盏掉进水缸里，水缸里的水溜边溜沿，灯盏在上边漂着。等把灯盏捞出来，她肚子已经撑圆，死了。老宋抄起钢叉，又将新缸打破，坐到驴墩上哭了。老汪银瓶闻讯赶来，银瓶看了看孩子，没说别的，抄起叉子就要扎老宋。老汪拉住老婆，看着地上的死孩子，说了句公平话：
“不怪老宋，怪孩子。”
又说：
“家里数她淘，烦死了，死了正好。”
杨百顺十五岁的时候，各家孩子都多。死个孩子不算什么。银瓶又跟老宋闹了两天，老宋赔了她两斗米，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一个月过去。赶上天下雨，老汪有二十多个学生，这天只来了五六个，老汪打住新课，让徒儿们自己作文开篇，题目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自己对着窗外的雨丝发呆。又想着下午不能让徒儿们再开篇了，也不能开新课，应该描红。出去找银瓶，银瓶不在，不知又跑到哪里说闲话去了，便自己回家去拿红模子。红模子找着了，在银瓶的针线筐下压着；拿到红模子，又去窗台上拿自己的砚台，想趁徒儿们描红时候，自己默写一段司马长卿的《长门赋》。老汪喜欢《长门赋》中的两句话：“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去窗台上拿砚台时，突然发现窗台上有一块剩下的月饼，还是一个月前，阴历八月十五，死去的灯盏吃剩的。月饼上，留着她小口的牙痕。这月饼是老汪去县城进课本，捎带买来的。同样的价钱，县城的月饼，比镇上的月饼青红丝多。当时刚买回。灯盏就来偷吃，被老汪逮住，打了一顿。灯盏死时老汪没有伤心，现在看到这一牙月饼，不禁悲从中来，心里像刀剜一样疼。放下砚台，信步走向牲口棚。喂牲口的老宋，戴着斗笠在雨中铡草。一个月过去，老宋也把灯盏给忘了，以为老汪是来说他孩子在学堂捣蛋的事。老宋的孩子叫狗剩，在学堂也属不可雕的朽木。谁知老汪没说狗剩，来到再一次新换的水缸前，突然大放悲声。一哭起来没收住，整整哭了三个时辰，把所有的伙计和东家老范都惊动了。
哭过之后，老汪又像往常一样，该在学堂讲《论语》，还在学堂讲《论语》；该回家吃饭，还回家吃饭；该默写《长门赋》，还默写《长门赋》；只是从此话更少了。徒儿们读书时，他一个人望着窗外，眼睛容易发直。三个月后，天下雪了。雪停这天晚上，老汪去找东家老范。老范正在屋里洗脚，看老汪进来，神色有些不对。忙问：
“老汪，咋了？”
老汪：
“东家，想走。”
老范吃了一惊，忙将洗了一半的脚从盆里拔出来：
“要走？啥不合适？”
老汪：
“啥都合适，就是我不合适，想灯盏。”
老范明白了，劝他：
“算了，都过去小半年了。”
老汪：
“东家，我也想算了，可心不由人呀。娃在时我也烦她，打她，现在她不在了，天天想她，光想见她。白天见不着，夜里天天梦她。梦里娃不淘了，站在床前，老说：‘爹，天冷了，我给你掖掖被窝。’”
老范明白了，又劝：
“老汪，再忍忍。”
老汪：
“我也想忍，可不行啊东家，心里像火燎一样，再忍就疯了。”
老范：
“再到牲口棚哭一场。”
老汪：
“我偷偷试过了，哭不出来。”
老范突然想起什么：
“到野地里走走。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老汪：
“走过。过去半个月走一次，现在天天走，没用。”
老范点头明白，又叹息一声：
“可你去哪儿呢？早年你爹打官司。也没给你留个房屋，这里就是你的家呀。这么多年，我没拿你当外人。”
老汪：
“东家，我也拿这当家。可三个月了，我老想死。”
老范吃了一惊，不再拦老汪：
“走也行啊，可我替你发愁，拖家带口的，你去哪儿呀？”
老汪：
“梦里娃告诉我，让我往西。”
老范：
“往西你也找不到娃呀。”
老汪：
“不为找娃，走到哪儿不想娃，就在哪儿落脚。”
第二天一早，老汪带着银瓶和三个孩子，离开了老范家。三个月没哭了，走时看到东家老范家门口有两株榆树，六年前来时，还是两棵小苗，现在已经碗口粗了。看着这树，老汪哭了。
杨百顺听人说，老汪离开老范家，带着妻小，一直往西走。走走停停，到了一个地方，感到伤心，再走。从延津到新乡，从新乡到焦作，从焦作到洛阳，从洛阳到三门峡，还是伤心。三个月后，出了河南界，沿着陇海线到了陕西宝鸡，突然心情开朗，不伤心了，便在宝鸡落下脚。在宝鸡不再教书，也没人让他教书；老汪也没有拾起他爹的手艺给人箍盆箍桶，而在街上给人吹糖人。老汪教书嘴笨，吹糖人嘴不笨，糖人吹得惟妙惟肖。吹公鸡像公鸡，吹老鼠